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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—妈妈的四合院—李承鹏

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,眼睛大大的,那是一种清丽的漂亮,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,短短的,以免闲言碎语。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,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,边梳边说:“儿子,以后要当法官,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,保护妈妈”……这是《流浪者》里的台词,说到这里,她通常会哭。



后来知道,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、现行反革命、历史反革命、特嫌。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,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,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。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,“革委会”不准举行追悼会,因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。



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《玉堂春》和《贵妃醉酒》的,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、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。这算幸运的了,很多成份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,站在高板登上坐“喷气式”(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,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)……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,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。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,没完没了地哭,终于离婚。



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,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,要么被打倒,要么去藏区。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、盐酸、切割整根的钢筋。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,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,抱不起粗大的钢筋。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,下工后还要用香皂洗手,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。大姐们就说,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,要改造。



我妈想了一想,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得到改造。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,混迹于一帮孔武有力、大声说话的女工中说笑,她学习蹲在马路边上吃饭,为了配合大家,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于是,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。



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,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。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,一是重新回到舞台;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;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住过的那种四合院,成都红墙巷39号。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,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,曾在北师大任教,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,生活还算富足,居住得相当不错。



我妈回忆:那时候我们家啊,前庭种着两棵桂树,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,从夏到秋,香得人睡都睡不着……我妈小时候很调皮,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,先撒把米,用木棍儿支着笮盖,有麻雀跑来吃食,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。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,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……总之,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关于美好生活的标志,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,春天来时,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,衔食结窝,哺养儿女,等到深秋,燕子走了,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,碎金般夺目。



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,伴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,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。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,看上去也十分渺茫。我时常想,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,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: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。



过去的半个多世纪,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到中所有国妇女的命运,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,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。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,那天,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给电瓶充电,手忙脚乱忘记了带上口罩,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,当即就哑掉了。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,但已全无当年的“嘎呗儿脆”,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的,她师傅花湘蓉说过: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。我还记得,那天妈妈嗓子勉强恢复声音后,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,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:儿子,妈妈爱你……



后来就是改革开放,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,新的秩序还未建立,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,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。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,穿着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,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,办起了私人幼儿园。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,后来因搞了“全托”激增到两千块钱。我家有钱了。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,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,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,还问年龄尚小的我,边岔是不是开得太高了。



那是一段艰苦岁月,妈妈每夜都睡不安稳,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。所以很长一段时间,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。无数个夜晚里,我看见她蜷伏在靠近孩子们的一张小床上疲惫入睡,曾在舞台上翻弄过大小云手的漂亮的手指,也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、皮肤粗糙。我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,要让她住上好房子,让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,夏天嗅到黄桷兰香,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,带着孩子们去后花院捉麻雀……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,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,我只有竭力写字,竭力让我和我妈能够向这样的目标靠近。



后来,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,楼前有一小处空地,她种了桂树、梨树、玉兰花……一个冬天过去,花儿们依次开放,我妈的眼神变得年轻。再后来,我借钱买了一处离城市很远但很便宜的顶层复式楼,在楼顶上种了很多花花草草。等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,我妈的身体大不如前,高血压、骨刺也经常折磨着她,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但妈妈说:没事儿,我应该加强锻炼,住得高好啊,空气清新。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,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。



这样的事情给我惩罚。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,无声无息就倒下了。蛛网膜破裂导致的脑溢血,医生说只有30%的生存可能。那晚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,决定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。很是奇迹,我妈竟然活过来了,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,梦到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,那个花香真是浓啊,人竟能飘起来了……2000年我跳槽到一家报社,一笔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,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做斗争,她可以轻松地上下楼去菜市场买菜。遗憾的是,我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买到一楼,而一楼有近两百平方米的花园。



那一年,致力于给自己营造中产阶级梦幻的我,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“新殖民地混搭风格”装修。可隐隐感到我妈很失落。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腐乳了,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,也不可以种花养草。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,中央空调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。我妈最不爽的是,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,她刚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,保安就迅雷不及掩耳跑上楼提醒:有人提意见了……



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,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,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……她多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,想种花儿,再种点黄瓜、香葱,绝不打农药,比菜市场还新鲜。我哂然“真是老土”。这时,妈妈就不说话了,默默地听我阐述“后殖民地风格”的装修理念和文化气息。后来,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阐述这殖民地风格:这个啊,跟殖民地其实不是一回事,其实是很先进的。



我妈越老越还小了,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。除了缠着我要礼物,还缠着我打扑克牌,偶尔还会偷牌,趁我不注意就偷走好牌,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。可是老眼昏花,全然没发觉她儿子其实偷走了更多的好牌……很多时候我看不下去,悄悄把好牌塞到该她摸的轮次上。她大获全胜,就很开心,就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,除了花香,饿了还可以从窗户向后街挑担子的小贩卖两碗枸杞汤圆,边吃汤圆,边听留声机里的胶木唱片……如我不想听,她就生闷气,又要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《大宅门》,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,感叹今不如昔……



事实上,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,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祥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,一生默默而坚韧支持着革命。我妈只是一个没落人家的女子,她不喜欢工厂,不喜欢土改,骨子里甚至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,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,包括四合院。她认为她更应该属于红墙巷的生活,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。她的经历让她复杂、敏感,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,执着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。



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。至少,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,对于她而言,这无比重要,而且神圣。



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,一个字、一个字的累积,像一块砖、一块砖的累砌,让她真地能重回红墙巷39号,看春去春来,燕子飞去来兮,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,哺育儿女,晚上黄桷兰飘香,香得连觉都睡不着……



那是一个曾经漂亮、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,一辈子的梦想。
勇者无畏,行者无疆;
智者无惧,笑看轮回。

历史......太过沉重的回忆......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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